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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忘的歲月
來源:兵團第十三師   作者:史志辦   點擊數:   發表時間:2018-08-15 12:49:46
    

1960年2月,我淚別老母,背井離鄉,從甘肅張掖來到新疆哈密的兵團農五師紅星二場。在農場,我當過連隊文化教員、也干過種地的農工。1979年9月,我考入紅星二場學校,當了一名語文教師,其間正好20年。

這20年,我們國家經歷了大饑荒、大動亂、大轉折的歷史時期。我個人在這20年中也是風雨坎坷,苦樂伴行。經歷的往事至今都刻骨銘心,記憶猶新。僅把一些還記得清的往事寫下來留于后人。

兵團人的文化生活

1960年2月,不到20歲的我跟別人來到紅星二場六連當了一名農工。

在連隊勞動了3個月,一個偶然的機遇,我被提拔當了連隊的文化教員(簡稱“文教”)。和連隊的會計、司務長、技術員統稱為“業務干部”。到5月份,我的工資也由農工一級(39.47元)升到行管29級(43.56元)。也就是說我進入了“干部隊伍”。

一個剛來農場不到三個月的“小鬼”,為啥會被突然提拔當了干部呢?

我來新疆,一是為了不在家挨餓,更主要的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,在家活得很壓抑,想走出來混個“出頭之日”。一到農場,勞動十分緊張;更主要的是家中拋下50多歲的老母孤身一人。那時口內鬧饑荒,已開始大量餓死人。人們嘴上不敢說,但私下里都議論紛紛。我想老母在家咋過活?萬一餓死了,不是我終生遺憾嗎?每天晚上輾轉反側,淚水漣漣。班里有個四川籍的中年人很同情我。他說你這樣背思想包袱,時間長了會把身體拖垮的。不如給指導員寫封信,說明你的難處,說不定領導會開恩放你回家。

我便寫了一封信,一天在工地上干活時交給指導員劉俊明。指導員簡單看了一下我的信便說,你這個小鬼,你就肯定你在農場拿一輩子砍土鏝嗎?以后再說吧!

指導員把我的信裝進口袋走了,我在天天盼望領導開恩放我回家。

沒過多久,指導員把我叫到辦公室,我竊喜:有希望了!可指導員只字不提我那封信的事,開門見山說:“我們連隊的文教趙群英開小差跑了。明天場里來人檢查驗收我們連的掃盲工作,你就負責把這件事組織好。

一開始我很驚詫,但又一想,掃盲工作我在家鄉就干過,知道怎么搞,就答應了。

掃盲檢查過后十多天,新上任的指導員劉兆武在全連職工大會上宣布:徐加剛擔任文化教員。從此我便從班集體宿舍搬到連隊辦公室,干起了文化教員的工作。

連隊文教,是個“官”不大,事不少的差事。主要負責掃盲,協助指導員搞好連隊宣傳、文化、體育活動和開展勞動競賽。

那時,農場掃盲工作是件大事。場黨委提出要掀起三大高潮:高工效、高產飯、掃文盲。連隊職工按文化水平分為若干個班:一字不識的進掃盲班,認識1500字算脫盲;認識一些字的進初級班,繼續提高;有高小水平的進中級班,學語文、算數。每個班配一名“小教員”。說直了就是識點字的教不識字的,有點文化的叫文化水平低的。連隊每天早晨起床先上1小時文化課,然后在開飯、上班,天天如此,雷打不動。我的任務就是每天早晨到各個班看一看,幫助“小教員”提高教學水平,定期考試、驗收,向場政治處匯報。

掃盲工作到1960年夏收以后就再未搞了。“文教”的主要工作就是寫材料、出黑板報、寫通訊報道、開展文化體育活動,配合指導員搞政治運動。另一個主要任務是到地頭開展勞動競賽。那時人們把把文教工作總結了六句話:“吹拉彈唱,打球照相,迎來送往,布置會場,領導講話,帶頭鼓掌”。

上世紀50年代,農場連隊的群眾文化活動簡單,檔次低、但充實,活躍。

“文化大進軍”后,部隊開展“五兵”活動,就是“兵演兵、兵唱兵、兵寫兵、兵畫兵、兵舞兵”。文娛活動人人參與,你方唱罷我登場。大家既是觀眾又是演員。連隊文化活動搞得十分活躍。戰士有了文化,就有了創作、表現的欲望。打油詩、槍桿詩應用而生。創作了不少生動、鮮活的文藝作品。在修建紅星渠的緊張勞動中,戰士們創作了不少詩作。如“部隊開到石城子、搬來石頭蓋房子。腰里系條麻繩子,手里拿著鋼釬子,吊到半空打眼子,裝上炸藥點捻子,炸下石頭一灘子,拉到下面砌(渠)邊子。”還有:“石頭房子石頭墻,石板屋面比瓦強;遮風擋雨不怕曬,冬天暖和夏天涼。石頭上鋪芨芨草,睡覺賽過鋼絲床。要開會時是會場,學文化時是課堂,打牌下棋是俱樂部,天山腳下紅星莊。”  修筑五道溝紅星二渠時,為了保證在來年山洪暴發前完工,必須在冬季繼續施工修好渠首工程。這是一項工程量大,技術、質量要求高的工程。戰士們在渠首建起巨大的“暖棚”,架著火施工。戰士們寫了一首詩:“五道溝,天山下,寒冬臘月把暖棚搭。要問暖棚啥樣子?好像高樓和大廈。暖棚修建不簡單,里面工程實在大:進水道,排沙閘,哪樣都是現代化。一進門,看不清,建筑物就像小山嶺。有木工,有鐵工,還有石工鋪砌工。汽燈照得耀眼明,爐火燒的紅通通,咱把冬閑變冬忙,定把水渠早建成。”

這期間,戰士們和文藝工作者聯手,還創作了《紅星渠之歌》、《戈壁灘上蓋花園》等歌曲,展現了軍墾戰士們艱苦創業的輝煌業績和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。

從部隊進疆剿匪到后來修紅星渠、開荒建場、糧食奪高產的生產活動中,十六師-------農五師文工隊,紅星劇團,配合部隊中心工作、排練了《兄妹開荒》、《夫妻識字》、《劉胡蘭》、《王秀鸞》、《伊吾四十天》等劇目到農場演出。農場連隊的群眾文化活動也十分活躍。那時候,盡管任務繁重,勞動緊張,但連隊堅持“周周有晚會、月月有活動。”生活再艱苦,勞動再緊張,工地上歌聲不斷,每晚的文化課堅持不斷。豐富、活躍的軍墾文化活動消解了大家的疲勞,鼓舞了大家的斗志,增強了戰士們戰勝困難的決心和信心。

上述事情我并未經歷過,是后來當了連隊文教,看了許多資料,聽了老軍墾的講述才知道的。

1961年,蔣介石叫囂要反攻大陸,農場開展了大規模的思想教育和“思想備戰”。農場業余演出隊和我們連隊演出組,先后排演了活報劇《蔣介石閱兵》:“古道瘦馬西北風,蔣介石一心把大陸來反攻,這一天,叫來三軍總司令,要檢閱一下他的胡子兵……”山東快書《聽廣播》:“閑言碎語我不說,表一表蔣軍聽廣播。我軍向蔣軍展開了廣播宣傳戰,金門的蔣軍就炸了鍋:本來在這里就是活受罪,再為老蔣賣命可劃不著。蔣介石聞聽發了怒,下令把大陸上廣播來封銷。聽一次的打軍棍,聽兩次的割耳朵,要是聽罷還宣傳,綁在莊上用刺刀戳。別看老蔣的處罰殘酷又嚴格,可偷聽我廣播的蔣軍一天倒比一天多…….”

1960年以后,農場開展了如火如荼的豐產攻關競賽。我的任務就是每天拿著喇叭筒到田間宣傳好人好事,鼓舞大家多干活,創高工效。晚上回來給工效高的職工送喜報。“喜報”就是一張白紙,寫上“某某同志在今天某某工作中,創選了某某高工效,特發此證,以資鼓勵,并希望再接再厲,創造更大成績”幾句話。我帶著幾個人敲鑼打鼓到各班、各家送喜報。那時侯的人思想單純,榮譽感很強,雖然那張喜報就是一張白紙寫了幾個字,連個公章都沒有,但人們很看重,很珍惜,都把它工工整整的貼在墻上,有的還寄回家中。

三連有一個叫黃敬儀的上海女知青,家庭是資本家出身,從小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。到了兵團農場,經過教育,思想變化很大。他干活賣力,經常創造高工效。她把連隊送給他的喜報寄回家中,他母親很不理解,來信說:你給我寄張紙片是啥意思,你要沒有紙,我給你寄更好的紙去。她回信說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紙,是我改進思想,建設邊疆的成績和榮譽。

我們連隊有個姓羅的女職工,她嫌農場生活艱苦,加上想孩子,想家人,他決心“開小差”回家。她想“開小差”回家前得表現好點,制造個假象。由于她干活賣力,經常創造高效率,得了不少喜報,經常受表揚。她覺得在農場勞動好了受尊重,后來不但沒“開小差”,還把丈夫孩子也接來農場。

那時農場在夏收,秋收,冬季農田水利大會戰時,都要組織全場大競賽、大會戰。場領導親自參加,還把廣播站搬到工地,演出隊給大家演節目,現場氣氛搞得緊張活躍,催人奮進。人人都有一股爭先恐后,創造佳績激情。創造高工效者的獎品,夏天就是一件汗衫,冬天就是一雙棉鞋。但人們看重的不是物質獎品,而是精神榮譽。

許多兵團外部的人士對兵團人很不理解:兵團條件艱苦,勞動緊張,為什么兵團人不怕艱苦,安心農場,還創造了輝煌的業績?那是因為兵團有細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,嚴明的組織紀律,生動活潑的文化活動,才凝聚激勵大家扎根兵團,甘于奉獻,昂揚向上,創造輝煌。

度過糧食困難關

從1960年到1962年,我國經歷了餓肚子的三年困難時期。有人把它說成三年自然災害,其實不然,主要是人禍所致。那時候,全國人民面臨饑餓,許多人死于饑餓。為了生存,大量的口內饑民來到新疆,涌入兵團,就是圖有口飯吃。

1960年紅星二場還充滿了“大躍進”的氣氛。場黨委提出:開荒5萬畝,生產糧食1000萬斤,財務創收1000萬元的奮斗目標。那一年,農五師又抽調3000人奔赴中蘇邊境的博爾塔拉開發新墾區,各連又調集青壯勞力大戰北戈壁,農場勞力十分緊張,只有大量接受口內來的逃荒人員。當時的六連食堂,每天有300多人開飯。

按說:當時紅星二場糧食供應不算少。大戰北戈壁的月供細糧45市斤,每天24兩(老秤)節約一兩支援甘肅,實際口糧23兩;農業工人每月口糧37市斤。油肉雖少,也按月供應。我所在的六連食堂,每天早飯是大米蘿卜粥,敞開供應;中午是3個玉米面窩窩頭加炒白菜;下午是一個白面饅頭一勺菜,禮拜天改善生活,有時炸油條,有時炒肉菜。

但大家都叫喊吃不飽,餓肚子。尤其是剛招收的新人員叫喊的更兇。一開始,食堂早晨的大米蘿卜粥吃多少打多少不限量。那些新職工吃飽了再打一瓢放下,到了夜里,大家就起來在宿舍的火爐上排隊熱飯吃,直吃到天亮,再到食堂打來蘿卜粥接著吃。有一天,司務長帶著兩個炊事員抬個半截油桶到各班宿舍收剩飯,收了大半桶拿去喂豬。從此以后,早餐也發票,每個人只供兩瓢。

那時的人特別能吃,好像沒有吃飽的時候。有一年夏天,連隊叫我帶四五十個人到麥田追肥。因為是搞突擊,中午不回家,飯送到地頭吃。炊事員送來的是大米苜蓿粥,我負責打飯。因為不限量,敞開吃,一個新工人吃了七瓢半。下午我到食堂,找個水桶舀了七瓢半水,就有大半桶。

那時農場經常搞運動、開大會,我的工作就是布置會場,貼標語。貼標語需要糨糊。指導員批個條,我到食堂稱一市斤白面煮成糨糊貼標語。一次,我把剩下的半盆糨糊放在辦公室,下午回來糨糊不見了。我問技術員糨糊咋不見了,他悄悄說:我們喝了,白面糊糊真好喝!從那以后,我每次煮糨糊找個干凈盆,煮大半盆糨糊,舀出兩碗貼標語,剩下的會計、技術員和我就“享受” 了。

1960年春天,從河南傳來做“高產飯”的經驗,一斤包谷面可蒸4斤發糕。于是農場掀起了“高產飯”高潮。做法是先把包谷面用水泡,泡成稀糊糊,再用瓢舀到籠布上長時間蒸,看起像個發糕,但用手拿不起來,炊事員只好用刀切了雙手放在打飯的飯盆里。用勺子舀著吃。

1961年夏季的一天,我在田間和大家干活,許多職工叫我給食堂提提意見。糧食是國家的定量,我們沒意見,但食堂可以多搞些菜啊,連隊菜地有菜,大田里苜蓿,甜菜多的是,多搞些菜,起碼把大家肚子填飽吧。我聽大家意見也合情合理。當天晚上我就按大家意見寫了一張大字報,署名“職工群眾”。然后,趁晚上沒人,把大字報貼到食堂打飯的窗口邊。第二天早晨大家來打飯,一看都說這個大字報寫得好,可食堂的炊事員炸鍋了,找指導員告狀,追查大字報是誰寫的。這事竟然傳到場部,場政治處派宣教股長李宗民來六連調查處理此事。李宗民是我的頂頭上司,對我比較了解。一看大字報就知道是我寫的,我也承認此事。他對我說,你提的意見是正確的,反映群眾的呼聲也沒有錯,但你的方法欠妥當。現在的炊事員誰都不敢惹,你這不是捅馬蜂窩嗎?指導員在一旁聽了也一笑了之。

“大字報風波”是過去了,但炊事員不放過我。有個叫喬福堂的老兵炊事員,他專門負責打飯。給別人打一勺菜,輪到我打半勺。特別是改善生活后吃肉菜,眼看一勺肉菜,他一“嘚瑟”,到我碗里就成了半碗蘿卜、洋芋了。時間長了,也就啥事沒有了,我倆還成了朋友。

那時農場領導對群眾吃飯問題非常關心,當做大事來抓。農場、連隊都有一名領導專抓伙食,還經常開會、檢查、評比、交流,推廣搞好伙食的經驗。我所在的六連,是全場的“五好”食堂,吃多吃少,每月只扣8元錢伙食費。比現在一碗牛肉面還便宜。

那時候,連隊職工的主要思想問題就是吃肚子問題。特別是那些新招收的自流人員到處打聽哪里糧食定量高,就想法“開小差”往哪跑(也有些出去又回來的),防止“開小差”穩定職工隊伍,是指導員的主要工作。連隊到處貼著“忠誠老實對待黨,長期安心建邊疆”的標語。一天晚上開職工大會,指導員點名問一個甘肅籍的新職工:“茍德寶,你為啥到新疆來?”那人回答:“為了吃飽肚子么。”指導員批評了他,接著又問一個河南籍的新職工“你為啥到新疆來”這個職工說是“為了建設邊疆”。指導員表揚了他。

在那個全國人民生活困難,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的艱難歲月,兵團人有定時定量的糧、油、肉供應,有食堂供飯,由各級領導的關心,基本生活有保障。從那個年代過來的老人都非常感恩兵團。

看電影

看電影是農場人的“文化大餐”,最好的精神享受,但也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過程。

1950年代,農五師有個電影隊,一部16MM放映機,配一輛中吉普,到各農場輪回放映。那時的農五師農牧場,雖然規模不大,但點多線長。除了哈密附近的紅星一場、紅星二場、青年農場(后稱紅星三場)外,還有巴里坤的紅星一牧場、吐魯番的紅星三場、沁城小堡的紅星二牧場,電影隊輪回一圈就得一個多月。

后來紅紅星二場有了自己的電影組。說是組,其實就是放映員曹孝林一個人。除了下連隊放映,還要騎自行車到哈密換新片,也很辛苦。

每次取來新片,先在場部演兩場,然后下連隊。上午電話通知,連隊派輛毛驢車把放映機、拷貝、幕布拉回來,下午放映員到連隊,晚上放電影。基本上,1個月能看一場電影。

1960――1964年間,國家宣傳文化領域環境還相對寬松,電影的花色品種也多。特別是《五朵金花》《冰山上的來客》《我們村里的年輕人》《劉三姐》《洪湖赤衛隊》等電影,大家不但愛看,更喜歡學唱電影里的插曲,把人們的文化生活也帶的豐富多彩。

從1965年開始,全國階級斗爭的“火藥味”越來越濃了。我也因為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不當六連文教,調到二連當農工種地了。

紅星二場從1964、1965年搞“社教”,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原來的許多電影都被打成“毒草”受批判,大家再也看不到了。農場人只能翻來覆去看《地道戰》《地雷戰》《南征北戰》幾部影片。有時干脆就放映《新聞簡報》專場。后來又有一些朝鮮、越南、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放映。這些中外影片除了打仗,就是階級斗爭,大家感到單調、乏味,但不看又看什么呢?群眾中流傳著一些“順口溜”:中國電影《新聞簡報》,朝鮮電影哭哭鬧鬧,越南電影飛機大炮,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。

“文革”中又放映了現代京劇樣板戲《紅燈記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海港》等等。那個年代的電影和其他文藝作品,都是階級斗爭一個主題,“三突出”一個模式,對于這些千篇一律的模式,群眾也有很精辟的評價。人物都是“女的好,男的壞,老的都是走資派”故事情節都是“隊長犯錯誤,書記來幫忙,老貧農一訴苦,揪出個老地主”。

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”。災難深重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終于結束了,華夏大地春潮涌動,億萬人民笑逐顏開。長期的文化禁錮,使人們精神生活單調、乏味、枯燥,一旦放開,人們對豐富多彩的文化作品有一種如饑似渴的強烈企求。那時還沒有電腦、手機、互聯網,電影就成了人們精神生活的唯一需求。

從1978年開始,一批被批判,被禁錮的影片相繼開映,如《早春二月》《北國江南》《青春之歌》《紅旗譜》等陸續上映。一批外國的世界名著《牛虻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葉塞尼亞》等也開始和中國觀眾見面。電影放映呈現出一派百花爭艷的喜人景象。

農場人向來把看電影視為節日,視為盛典。每逢連隊防電影,孩子們最積極,最活躍,他們顧不得吃飯,先把小板凳、馬扎子、小木墩搬到銀幕前排隊占位。夏天在操場上看電影,蚊子特別多,人們一面聚精會神地看電影,一面兩手不停的打蚊子。一場電影看完,臉上、胳膊上、腿上盡是血包。冬天擠在狹小的俱樂部里看電影又憋又悶,頭暈眼花。但人們毫無怨言,樂此不彼。可見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,并不亞于對物質生活的需求。

電影開禁了,大量優秀影片在農場上映了,但新的問題也來了。

那時農場購置了32MM大座機,可放大片、彩色片,但座機是固定的,不能下連隊。好片、大片、彩色片只能在場部放映,連隊人看不到。

那時我已調到三連。三連是二場的“王牌連隊”,有5000畝耕地,近300職工,每年為國家生產100多萬斤糧食。被兵團授予“年產150萬斤糧食連隊”,也是哈管處、二場的“五好連隊”。連隊里知識青年多,上海、天津支邊人員多,大家對文化生活需求強烈。場部一放大片,許多人不顧一天的疲勞,吃過下午飯就騎自行車到場部看大片。

三連學校有個姓孫的老師,一天晚上騎車帶妻子到場部看電影。三連距場部近10公里。當他騎車快到場部時,覺得身上有點涼,就叫妻子把隨身帶的毛背心搭在他肩上,他說了幾遍沒有動靜,扭頭一看,車子上根本沒有人。原來三連到四聯之間有個近200米的大下坡,自行車走的快,就把妻子摔下去了。當任老師爬起來時,“輕舟已過萬重山”,丈夫的自行車已飛出好遠了。幸好后邊駛來的老師才把他扶起來捎在自己車子上到場部。后來此事傳為笑談:一個大活人從自行車上甩下去,騎車的人竟然毫無察覺,也夠“木”的。

三連連長薛興玉是個屢立戰功的英雄人物。抗日戰爭,他在家鄉山西臨縣參加游擊隊打日本人,解放戰爭中,他扛著機槍轉戰祖國半壁江山,多次立功,進疆后,在剿匪、修紅星渠、開荒建場中同樣連創佳績。他是兵團二級勞模,是兵團樹立的第二批“十面紅旗”的第一面紅旗。他兩次進京,受到毛澤東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朱德、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。他不但對連隊工作日夜操勞,帶頭實干,而且對大家生活也十分關心。他看到許多人騎自行車到場部看電影,既辛苦又不安全,況且更多的職工和家屬也看不到大片。一天下午,他到連隊廣播室向全連通知:今天下午提前半小時下班,吃過晚飯全連職工家屬坐大車到場部看電影。人們聽到通知歡呼雀躍,奔走相告。

三連有十輛騾馬大車。下午飯后,十輛大車在連隊俱樂部門口集結待命。

當人們都坐上大車后,薛連長一聲命下,車隊向場部進發。十輛大車、40匹騾馬,排開一字長蛇陣,煙塵滾滾,浩浩蕩蕩,引進在農場大道上,那陣勢十分壯觀。

薛連長騎著一匹高頭大馬,在車隊間來回巡視。一會兒喊叫大車不能走的太快,一會兒招呼車上的家屬小孩注意安全。儼然一位騎兵部隊的指揮官。

十輛大車到場部,把電影場圍了半圈,形成一道圍墻,后面來的人根本看不到電影。三連人很開心,但其他單位的群眾紛紛向場領導提意見。后來,場黨委書記李官牛對薛連長婉轉地說:趕大車看電影不安全,其他單位的群眾也有意見,以后再不要這樣干了。此后我們再沒有坐大車看電影了。

到了1980年代,電視很快普及到千家萬戶,現在電腦家家有,手機人人有。信息密集快捷,文藝異彩紛呈。人們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。但從那個年月過來的人,始終忘不了當年坐著小馬扎、邊打蚊子邊看電影的愜意。因為在那個精神文化生活單調、枯燥的歲月里,電影給了人們唯一的精神慰籍。

(作者:徐加剛   本文摘自師黨委老干局編輯出版的《難忘軍墾歲月》一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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